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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“看病钱”“救命钱”，医保基金安全关系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，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。4月起施行的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，从基金使用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细化规定。近日，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对实施细则进行了解读。

　　“2021年5月施行的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，为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奠定法治基础。监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，各级医保部门通过协议处理、行政处罚等方式共追回医保资金约1200亿元，智能监管挽回基金损失95亿元，初步扭转医保基金监管‘宽松软’的被动局面。”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，但监管工作仍面临一些挑战，各方主体权责需要进一步明晰、违法行为认定需要进一步细化、改革中的新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。

　　随着支付方式改革深化，违规金额与基金损失的关系、DRG(疾病诊断相关分组)/DIP(病种分值付费)支付下的损失认定、计算方式及时点等问题急需在法律制度层面予以回应。一些医疗机构通过篡改病例分型、虚增诊断复杂度等方式“高套”病组，这类情况如何认定和处罚，需在原有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依据。长期护理保险、生育津贴、医疗救助等薄弱领域以及药品耗材追溯码等的监管依据也亟待明确。

　　涉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行为多样，哪些属于违规、哪些涉嫌欺诈骗保？性质不同，决定处罚的轻重，针对欺诈骗保行为划红线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重点打击以“车接车送、减免费用、给好处费、赠送米面油”等方式骗保问题。细则规定，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、虚假宣传、违规减免费用、提供额外财物(服务)等方式，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、购药的，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；个人在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，仍然参与其组织的违法活动，并接受赠予财物、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，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。

　　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，冒名或虚假就医、购药，仍然提供协助的，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。顾荣说，在监管中曾发现，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，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，就直接配合开药，属于“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、购药”，可以认定为骗保。

　　对于参保人员，实施细则规定，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，可以认定属于转卖药品行为。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，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、范围，购买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，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。此外，实施细则明确，药品追溯码可以作为医保部门执法取证的依据。

　　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，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，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，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。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嘉表示，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作出明确规定：坚持“客观行为推定”原则，依法明确举证责任；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，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。

　　顾荣说，在近年来的监管工作实践中，医保部门在严厉打击欺诈骗保问题的同时，对一般违法违规问题采取分类处置的方式，取得较好的实际效果。在实施细则制定过程中，根据行政处罚法有关原则性规定，结合医保工作实际对相关条款进一步予以明确和细化。

　　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，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，可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、合理使用医保基金，提高监管效能。顾荣表示，近年来，国家医保局根据不同主体特点，分类推进建立医保信用管理机制。2025年起，全面实施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，通过“驾照式记分”的方式，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责任人实施分级分类管理。制度实施以来，暂停一批医保支付资格，对一批违法违规人员予以记分。既严厉惩戒欺诈骗保等性质恶劣的行为，又对一般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分提醒，实现了惩戒极少数、教育大多数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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